夏天和秋天扯着手过去了，冬天咄咄地来了。我爱过冬天，大雪使我家周围的一切肮脏都变得洁白一片了；我怕过冬天，寒冷使我家孤零零的低矮的小破屋变成了冰窖。
那一年冬天我们有了一个伴儿——一条小狗。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发现了它，被大雪埋住，只从雪中露出双耳。它绊了我一跤。我以为是条死狗，用脚拨开雪才看出它还活着，快冻僵了。它引起了我的怜悯。于是它有了一个家，我们有了一个伴儿。一条漂亮的小狗，白色、黑花，波兰奶牛似的。脖子上套着皮圈儿，皮圈儿上缀着一个小铜牌儿，小铜牌儿上压色出个“3”。它站立不稳，常趴着。走起来踉踉跄跄，前足抬得高高的，不顾一切地一踏，于是下巴也狠狠触地。幸亏下巴触地，否则便一头栽倒了。喂它米汤喝，竟不能好好喝。嘴在破盆四周乱点一通，五六遭方能喝到一口米汤。起初我以为它是只瞎狗，试它眼睛，却不瞎。而那双怯怯的狗眼，流露着无限的人性，哀哀地乞怜着。我便怀疑它不过是被冻的。它漂亮而笨拙，如同一个患羊痫疯的漂亮的小女孩，它那双褐色的狗眼，不但是通人性的，且仿佛是充分女性的。我并未因其笨拙而产生厌恶。弟弟妹妹们也是。
我们那么需要一个小朋友，而它可以被当成一个小朋友，就是这样。
母亲下班回到家里，呆呆地瞅着那狗吃和走的古怪样子，愣了半晌，惊问：“这是什么？”
我回答：“狗。”
“扔出去！”母亲大吼，“快给我扔出去！”
我说：“不！”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嚷：“不扔！不扔！”
“都不听话啦？”母亲一把抓起了笤帚，高举着先威胁的是我，“看我挨个儿打你们！”
我赶紧护住头：“就不许我们喜欢个什么东西吗？”
弟弟妹妹们也齐声表示抗议：“就不许我们养条喜欢的狗吗？就不许我们有个捡来的伴儿吗？”
母亲吼道：“不许！”笤帚却高举着，没即刻落到我头上。我大胆争辩：“你说过的，对人要心善！”“可它不是人！”母亲举着的手臂放下了，“人都吃糠咽菜的年月，喂它什么？
还是这么条狗！”我说：“我那份饭分它吃。”弟弟妹妹们也说：“还有我们！”母亲长长叹了口气，逐个儿瞧我们，垂下了手臂。在一中住读的哥哥那天晚上也回家了，研究地望着那条狗说：“我知道了，
医院里做实验的狗，跑出来了！医院参观过，那些狗脖子上挂的都是这种编了号码的小铜牌儿，肯定做的是小脑实验，所以它失去平衡机能了，生物课本上讲到过这一点。不养它，它死路一条……”
可怜的我们的小朋友！母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因狗，还是因她的儿女们集体的发难。宽容的我们的母亲……
那一条狗，也是可以和我们在雪地上玩耍的。感谢上帝，它的大脑里的人性是没被人做过什么实验的。它那种古怪的滑稽的笨拙的动态，使我们发出一串串笑声，足以安慰我们幼小的孤独的心灵。雪地上留下一片片生动的足迹，我们的和狗的……
一天上午，趴在窗前朝外望的三弟突然不安地叫我：“二哥你快看！”外面，几个大汉在指点雪地上的足迹，他们朝我家走来。“是想抢我们的狗吧？”我也不安了，惶惶地将“3号”藏入破箱子内，将小妹抱到箱子盖上坐着。他们高叫：“我们是打狗队的！”大汉们在敲门了。“我们家没养狗！”然而他们闯入家中。“没养狗？狗脚印一直跑到你家门口！”“它死了。”“死了？死了的我们也要！”“我们留着死狗干什么？早埋了。”“埋了？埋哪儿？领我们去挖出来看看！”“房前屋后坑坑洼洼的，埋哪儿我们忘了。”他们不相信，却不敢放肆搜查，这儿瞧瞧，那儿瞅瞅，大扫其兴地走了……“他们既然是打狗队的，既然没相信你们的话，就绝不会放过它的……”晚上，母亲为我们的“小朋友”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
我说：“妈，你想办法救它一命吧！”
母亲问：“你们不愿失去它？”
我和弟弟妹妹们点头。
母亲又问：“你们更不愿它死？”
我和弟弟妹妹们仍点头。
“要么，你们失去它；要么，你们将会看到打狗队的人，当着你们的面儿活活打死它，你们都说话呀！”
我们都不说话。
母亲从我们的沉默中明白了我们的选择。
母亲默默地将一个破箱子腾空，铺一些烂棉絮，放进两个掺了谷糠的窝窝头，最后抱起“3号”，放入箱内，我注意到，母亲抚摸了一下小狗。
我将一张纸贴在箱盖里面儿，歪歪扭扭地写的是——别害它命，它曾是我们的小朋友。
我和母亲将箱子搬出了家，拴根绳子，我们拖着破箱子在冰雪上走。月光将我和母亲的身影映在冰雪上。我和母亲的身影一直走在我们前边。不是在我们身后或在我们身旁，一会儿走在我们身后一会儿走在我们身旁的是那一轮白晃晃的大月亮。
不知道为什么月亮那一个晚上始终跟随着我和我的母亲。半路我捡了一块冰坨子放入破箱子里。我想“3号”它若渴了就舔舔冰吧！我和母亲将破箱子遗弃在离我家很远的一个地方……
第二天是星期日。母亲难得休息一个星期日，近中午了母亲还睡得很实。我们难得有和母亲一块儿睡懒觉的时候，虽早醒了也都不起。失去了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觉得起早也是个没意思。
“堵住它！别让它往那人家跑！”
“打死它！打呀！”
“用不着逮活的！给它一锨！”
男人们兴奋的声音乱喊乱叫。
“妈！妈！”
“妈妈！”我们焦急万分地推醒了母亲。
母亲率领衣帽不齐的我们奔出家门，见冬季停止施工的大楼角那儿，围着一群备料工人。
母亲率领我们跑过去一看，看见了吊在脚手架上的一条狗，皮已被剥下一半儿，
一个工人还正剥着。
母亲一下子转过身，将我们的头拢在一起，搂紧，并用身体挡住我们的视线。“不是你们的狗！孩子们，别看，那不是你们的狗……”然而我们都看清了——那是“3号”，是我们的“小朋友”。白黑杂色的漂亮的
小狗，剥了皮的身躯比饥饿的我们更显得瘦，小女孩般的通人性的眼睛死不瞑目……母亲抱起小妹，扯着我的手，我的手和两个弟弟的手扯在一起。我们和母亲匆匆往家走，不回头，不忍回头。我们的“小朋友”的足迹在离我家不远处中断了，一摊血仿佛是个句号。自称打狗队的那几个大汉，原来也是备料工人。不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来到了我家里，将用报纸包着的什么东西放在桌上。母亲狠狠地瞪他。他低声说：“我们是饿急眼了……两条后腿……”母亲说：“滚！”他垂了头往外便走。母亲喝道：“带走你拿来的东西！”他的头低得更低，转身匆匆拿起了送来的东西……雨仍在下，似要停了，却又不停，窗前瑟缩的瘦叶是被洗得绿生生的了。偶尔还闻一声寂寞的蝉吟。我知道的，今天准会有客来敲我的家门——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呢？我早已是有家之人了。弟弟妹妹们也都早是有家之人了。当年贫寒的家像一只手张开了，再也攥不到一起。母亲自然便失落了家，歇栖在她儿女们的家里。
在她儿女们的家里有着她极为熟悉的东西——那就是依然贫寒，受着居住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那杨树的眼睛隔窗瞅我，愣愣地呆呆地瞅我。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低沉的眼睛，大抵都是那样子的，冷静而漠然。但愿谁也别来敲我的家门，但愿。在这一个孤独的日子让我想念我的老母亲，深深地想念……
我忘不了我的小说第一次被印成铅字时的那份儿喜悦。我日夜祈祷的就是这回事儿。真是的，我想我该喜悦，却没怎么喜悦。避开人我躲在一个地方哭了，那一刻我最想我的母亲……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了。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地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母亲说着，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
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给你们吧！”“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囔道：“哟嗬，还跟我来这一套……”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站住！”“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那一撇小胡子。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言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葛列高利”转身就走。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啊！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三十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做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里压抑。不足两百平方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
那些女人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浸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一个用竹篾拍竹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
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我……”“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我……要钱……”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要钱干什么？”“买书……”“多少钱？”“一元五角就行……”母亲翻出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图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图书哇！……”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机板上，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15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会舍得给你钱的吗？”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自己还是为母亲。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后来我有了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牤》、《勇敢》、《幸福》、《红旗谣》……我再也没因想买书而开口向母亲要过钱。
我是大人了，我开始挣钱了——拉小套。在火车站货运场、济虹桥坡下、市郊公路上……我用自己辛辛苦苦挣的钱买书时，你尤其会觉得你买的乃是世界上最值得花钱、最好的东西。于是我有了三十几本长篇小说。十五岁的我爱书如同女人之爱美，向别人炫耀我的书是我当年最大的虚荣。
三年后几乎一切书都成了“毒草”。学校在烧书。图书馆在烧书。一切有书的家庭在烧书。自己不烧，别人会到你家里查抄，结果还是免不了被烧，普通的人们的家庭只剩下了一个人的书，并且要摆在最显眼的地方。街道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执行委员会”——使命之一也是挨家挨户查抄“毒草”焚烧之。
“老梁家的，听说你们这个院儿里，顶数你们家孩子买的黑书多啦，通通交出来吧！”面对闯入家中的人们，母亲镇定地声明：“我是文盲，不知哪些书是黑书。”“除了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书，全是黑书，毒草。这个简单明白的革命道理文盲也是应该懂得的！”“我儿子的书，我已经烧了，烧光了，现时我家只有那几本红宝书啦。”母亲指给他们看。他们怀疑。母亲便端出一盆纸灰：“怕你们不信，所以保留着纸灰给你们验证。若从我家搜出一本黑书，你们批判我。”“听说你儿子几十本书呢，就烧成这么一盆纸灰？”“都烧了，十来盆呢。我不过只保留了一盆给你们看。”母亲分外虔诚老实的样子。他们信了。他们走时，母亲问：“那么这一盆纸灰我也可以倒了吧？”他们善意地说：“别倒哇！留着，好好保留着。我们信了，兴许我们今后再来查一遍的人们还不信呀，保留着是有必要的！”
纸灰是预先烧的旧报，我的书，早已在母亲的帮助下，糊在顶棚上了。我下乡前，撕开糊棚纸，将书从顶棚取下，放在一只箱子里，锁了，藏在床下最里头。我将钥匙交给母亲时说：“妈，你千万别让任何人打开那箱子。”
母亲郑重地接过钥匙：“你放心下乡去吧！若是咱家失火了，我也吩咐你弟弟妹妹们抢救那箱子。”
我信任母亲。但我离开城市时，心怀着深深的忧郁。我的书我的一个世界上了锁，并且由我的母亲像忠仆一样替我保管，我没有什么可不放心的。然而谁来替我分担母亲的愁苦呢？即使是能够分担一点点？
我知道，不久三弟也是要下乡的，接着将会轮到四弟。那么家中就只剩下挑不动水的妹妹、疯了的哥哥和我瘦小的憔悴的积劳成疾的母亲了！我们将只能和父亲一样，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大东北和大西北遥遥地白癜风用什么药膏北京治疗白癜风哪里专业
